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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    时间:2023-08-18 06:02:54

【文坛述往】

作者:徐贵祥
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1984年夏天,我报名参加临时组建的侦察大队,从驻地河南安阳开赴云南麻栗坡戍边,驻扎在下金厂区(现下金厂乡)。将近一年的时间里,执行任务的间隙,我在昏暗的电灯下——更多的时候是在油灯下,一共写了六部中篇小说,写好之后就到处投稿。指挥组的干部都知道我想当作家,随时准备祝贺我发表大作,我也随时准备一鸣惊人。每周,麻栗坡邮局的冯大爹都会挑着沉重的担子,翻山越岭来到边境,这总会引发我无限的期待。

当时,下金厂片区指挥组的生活由二连(即本师直属侦察连)负责保障,连队的通信员赖四毛只要发现有我的包裹,就会欢天喜地地冲进指挥组大呼小叫:“徐干事,你的作品发表了!”可是每次打开,都是退稿,搞得我很尴尬。后来,我找赖四毛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,交代他,以后但凡有我的包裹,先藏起来,等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再交给我。

1985年冬天,我调到师直侦察连当指导员,有一天我带着几个排长到通信员和文书合住的宿舍检查卫生,发现赖四毛的床下藏着一堆布满灰尘的东西。我问这是什么,赖四毛鬼鬼祟祟地暗示我不要问了,以后再告诉我。我觉得奇怪,坚持要他把床下的东西拿出来。赖四毛无奈,只好把我拉到一边,神秘地说:“指导员,是你的退稿,怕别人看见了影响不好,我把它藏起来了。”

我心里疑惑,我哪里会有这么大包的退稿啊?我让赖四毛从床下拖出包裹,掂掂,很大很沉,待包裹打开,眼前顿时一亮,原来是二十本崭新的《小说林》杂志。打开封面一看,眼前更是一亮,我的小说《征服》赫然出现在头条的位置,作者署名“边夫”——正是我给自己起的笔名。

李娜绘

这是我在云南期间向《小说林》投的稿子,他们居然很快就刊发了。在这前后,部队归建,回到了原来的驻地,又正好遇上部队整编,邮址和通信代号也变了,《小说林》几次往边境寄稿费和样刊,都被退回了。《小说林》的编辑们一度以为我阵亡了,为我悲伤惋惜。直到前不久,又收到我新的投稿,一看我还活着,非常高兴。《小说林》当时的主编名叫赵润华,是个女同志,她按照我稿件后附注的邮寄信息给我写了一封信,字写得刚劲有力,信写得情深意切,充分表达了对子弟兵的深情,对我这个文学后辈的期待。

可惜,赵主编给我写的那封信,经多次搬家已找不到了,但是我相信它没有遗失,它一定被我夹在了某一本书里,一直安静地关注我的成长,等待我每一个进步的消息。也许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,在我翻开某一本书时,它会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一个作家的成长,离不开编辑的帮助,在创作的道路上,我有幸遇到了很多好编辑。至今记得,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《飞天》1983年第7期上,责任编辑是闻迅;第一个中篇小说发表在《清明》1985年第4期上,责任编辑是温松,同时期还在合肥的《希望》上发表了作品,责任编辑是袁汝学……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地开下去。

1999年秋天,我完成了长篇小说《历史的天空》初稿,踌躇满志,雄心万丈,四处投稿,四处碰壁。据说是因为作品里有一些内容属于“历史遗留问题”,出版社不好把握。就在我灰心丧气之际,遇到了贵人。军旅作家裘山山到北京出差,看了我的稿子,把它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和洪清波,这二位对《历史的天空》非常重视,很快就呈送给出版社副总编辑高贤均。

记得那是一个下午,高贤均的办公室,窗外秋高气爽,室内春风荡漾。我和脚印、洪清波三个人当听众,高贤均激情澎湃,神采飞扬,一会儿站起来,一会儿坐下去,双手挥舞着讲了一个多小时。编辑们最担心的作品中诸如国共关系、正面人物的负面性格、我军内部斗争等问题,到了高贤均那里,他都提出了巧妙的处理办法。高贤均说,只要把握尺度,恰到好处,这部作品就是一部创新的军事文学力作,梁大牙这个人物为当代军事文学增添了一个全新的形象。

高贤均对这部作品的前景作了预测:参评茅盾文学奖有很强的竞争力,获得“五个一工程”奖问题不大。高贤均说完,洪清波和脚印就具体细节的修改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,我当时觉得都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。就这样,稿子一改再改。

然而,《历史的天空》出版不久,高贤均就患重症住院了。初次见面时的高贤均红光满面,是那样的朝气蓬勃,思维是那样的敏捷,谁想到他会得重病呢?那段时间,我经常去看他,他一天天消瘦,却仍然谈笑风生。因为化疗和放疗的折磨,连吃饭吞咽都困难了,但他还关心《历史的天空》在读者中的反响。我们都忌讳提他的病,他自己却不,他掰着指头算他生命的倒计时,盘算着还要做哪些事情。我试探着提出请他到外面吃顿饭,他欣然同意。记得参加那次聚会的有高贤均的夫人蒋京宁和洪清波、脚印、何启治等人。在席间,高贤均频频举起饮料瓶跟我们碰杯,笑声朗朗,听不出一丝忧伤。

据脚印说,在评选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的时候,高贤均抱病登台,就《历史的天空》讲了将近半个小时,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的厚爱。作为一个业余作者,我感谢高贤均慧眼识珠;作为一个曾经的编辑,我钦佩高贤均的敬业精神。

2002年,我在胶东半岛基层部队代职,8月的一天,突然接到脚印的电话,她哽咽着告诉我,高贤均去世了。我听了半天不语。当天晚上,我在渤海湾的一块礁石上坐了很长时间,眺望漆黑的夜空和苍茫的大海,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。

作为一个军队作家,给我以重要帮助的还有军队的编辑凌行正、程步涛、叶鹏、刘静、郭米克、张鹰……这个名单同样可以无限地开下去。

上世纪90年代,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址在北京西什库胡同,离我的实习单位解放军出版社所在的平安里很近。当时,两个社都有部队派来学习的业余作者,几个“北漂”经常聚在一起AA制。有一次,正在《解放军文艺》学习的济南军区作者梁丰看了我刚刚创作的中篇小说《弹道无痕》,认为很好,第二天就送到了《解放军文艺》主编陶泰忠那里。陶主编看了之后对梁丰说:“这个徐贵祥还是会写小说的,过去怎么没有听说过啊。你问问他,还有没有别的作品。”梁丰很快把这个消息转达给我,我在激动中想起还有几篇被我束之高阁的短篇小说,马上选了一篇我认为最好的《一段名言》送了过去。不到两个月,小说即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1992年第6期上,而且是头题。半年之后,中篇小说《弹道无痕》又发表在1992年第11期上,也是头题。受此鼓舞,我把另外两篇小说也寄了出去,《某个夏夜的话题》和《错误颜色》分别在《作家》和《作品》两个杂志发表,均是头题。

可以说,陶泰忠主编在我最缺乏信心的时候,给了我信心。

1997年,《解放军文艺》杂志编辑王瑛给我命题,让写一篇古战争题材的小说。我翻阅了很多关于古代战争的资料,挖空心思数月,写了一篇关于“上战,无与战”的小说《决战》,王瑛比较看好,经过多次切磋修改,小说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1997年第9期,并获得第七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。这是我第一次获奖。

2013年我调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,在计划聘请校外指导老师的时候,我首先想到了王瑛。当然,聘请王瑛,还有一个意图——那时候我有个想法,要把学生的作业打造成作品,在军内外刊物上陆续发表,我要借助《解放军文艺》这个平台。

王瑛不仅给学生上课,还带着她的助手吴述波和唐莹一遍一遍地看稿子,一遍一遍地指导学生改稿。文学系的会议室成了他们的第二办公室。经过反复打磨,那些稚嫩的稿件终于像模像样了,文学系新生专辑确定在《解放军文艺》2013年第12期刊发。

记得,在最后一次讨论即将结束的时候,王瑛如释重负地把手中的稿子往桌面上一放,半开玩笑地说:“我这一辈子,算是和军艺文学系绑在一起了。我的前半生用来培养徐贵祥,后半生用来培养徐贵祥的学生。”

就在前些天,我在江苏省高邮市参加一个文学活动。活动期间,作家韩小蕙领着一位白发女士找到我,问我是否认识她。见我有些茫然,那位女士拿出一本书,一看封面,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——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的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收录了我的作品集《弹道无痕》,责任编辑就是眼前的甘以雯老师。甘老师说,从那本书出版到今天,28年了,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,也从未联系过,但是她一直默默地关注我的每一点进步。我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:再赠甘以雯老师,记住我们的第一本书。

《光明日报》(2023年08月18日 15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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